在《雍正王朝》中有這麼一個橋段，身為戶部主事的孫嘉誠為了揭發朝廷鑄錢的弊端，與戶部尚書發生了爭論，甚至還在戶部大堂動起了手。這件事後來被鬧到御前，孫嘉誠被雍正帝當面訓斥了一通。
戶部主事不過是六品小官，竟敢與一品的戶部尚書動手，這似乎并不符合常理。其實，這種情況發生在清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，雖然動手有點夸張，但是五部（除吏部外）司官輕視本部堂官是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。
六部尚書、左右侍郎稱為「堂官」，各司郎中、員外郎稱「司官」，從官制上來看，他們是絕對的上下級關系，這一點是沒有異議的。
但是從清代的諸多文獻中記載的情況來看，五部尚書與司官的這種上下級關系似乎又不是那麼牢靠，有時還經常發生司官對堂官不敬的現象。
雍正五年九月，雍正皇帝針對這一現象，專門發布了一道諭旨，點名批評了司官，尤其是漢司官，上諭說：
「聞各部堂司官辦理公事，滿司之見滿堂則屈一膝應對，而漢司官之見堂官則或立或蹲，一任其意。同一堂司何以滿漢之禮互異。」
「且漢司官升遷方為道府，道府之見督撫，卑躬屈節，竟有違例朝服匍匐跪道，備極奴顏之恭敬，唯恐以簡略獲罪。夫督撫品級既不及部堂官，而司官品級則又卑于道府，何以為京官則傲慢不恭，而為外官則謙抑過度？是伊等不知爵位之尊卑，而但論權勢之輕重也。」
雍正這道上諭可謂是一針見血，揭露了漢司官們的丑惡嘴臉，其中的「不知爵位之尊卑，而但論權勢之輕重」更是點睛之筆。
不過雍正說話還算是客氣的，有些部門像刑部，司官對堂官不敬還是輕的，很多時候，身為尚書、侍郎的堂官還得小心翼翼地哄著司官，生怕他們一撂挑子，部務就難以維持。
戶部和刑部是六部中事務最繁的部門，涉及到國家的錢糧、刑名兩大項。這些具體事務都是有各司的郎中、員外郎負責，堂官們由于調任頻繁，不具備相應的專業知識，就形成了當家的管不了事的現象。
還以刑部為例，所有的事務主要是由堂官、司官和書吏配合完成的。在處理具體的案件時，司官的職責是對案件進行審理并提出意見，這就是所謂的「主稿」；
堂官的職責是對司官的建議進行決策，此即所謂的「畫稿」；書吏則負責抄寫、遞送文書。從職責劃分來看，司官是刑部事務的實際執行者，所做的工作也最核心。
各部尚書、侍郎由于調任頻繁，又或是在這一崗位上暫時過渡，缺乏專業技能是在所難免的，雖然名義上有決策權，但是他們決策的依據都來自司官。這也是司官權勢較大的一個主要原因。
乾隆以前，除吏部外其他五部漢司官對堂官的人身依附性較低。按照定例，各部司官是由吏部銓選的，而非該部堂官指定。而且司官一旦分到某部，堂官無法根據他們的工作能力進行調整。
也就是說，各部漢司官的人事權被牢牢掌握在吏部的手里，堂官們無法左右漢司官的仕途前程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滿司官的情況與漢司官不同，他們是由堂官隨時指派的。所以雍正在上諭中特別點了漢司官的名，原因就在于此。
此外，漢司官的升遷、調任、外放，主要的依據是年資，只要符合條件就可以進入吏部的銓選程序，本部堂官基本上沒有話語權。
如果諸位對此還是不太理解的話，御史可以以現在的情況進行舉例。按照常規操作，比如財政部的某一位司局級干部的升遷，直接上司財政部長的建議最重要。
清代的情況則是，財政部某一位司官的升遷，完全取決于他本身的年資，基本不用考慮財政部長的建議，組織部直接跳過這一環節，對司官進行新的任命。
各部堂官對司官的主要影響，僅僅體現在京察時出具的「考語」以供吏部參考。然而堂官在部時間一般都不長，互相不了解。所以吏部和皇帝對堂官的考語根本不重視，康熙初年還曾明確表示，吏部選用司官，不用參照堂官的考語，直到多年以后才恢復。
既然堂官對漢司官無法形成約束，那麼司官對堂官不敬也在情理之中，這就是典型的不以爵位之尊卑，而以權勢論輕重。
地方上的道員、知府與督撫的關系與各部形成了鮮明的反差，這是因為督撫對道、府具有絕對的壓制，稍有不慎就會被彈劾，能否保住官位只是督撫一句話而已。在這種情況下，道、府等官對督撫奴顏屈膝的做法，也就可以理解了。
乾隆即位以后，也意識到堂官與司官這種扭曲的關系，在他的調整下，六部堂官對司官的約束力逐漸上升，此后堂官對司官前途的決定權越來越大。
